1946年东京审判真实画面：工作人员插嘴，溥仪霸气警告全场沉默
这是末代皇帝溥仪在东京审判的真实图片，他是东京大审判中唯一一名中国人证，也是单人出庭作证时间最长的证人。
正是由于溥仪身份特殊，他的证词才强有力地证明了日本侵略者在满洲的罪行，也将日本战犯向绞刑架推了一把。
那溥仪在东京审判的时候都做了什么呢？
出庭作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苏美英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法庭，专门用来审理日本战犯。
这次审判总共历时两年零六个月，在国际审判史上都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能拖延这么长时间，可见审判工作的艰巨。
事实上，这场审判对中国非常不利，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此事居然毫无准备，中国作为日本发动战争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出席大审判的人数却是最少的。
前前后后总共只有13位代表前往东京参加审判，而苏联则派了70多人。
更让中国政府无措的是，东京大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而不是中国惯用的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中，是假定被告有罪，然后由被告来证明自己无罪，但是英美法系却是首先假定被告无罪，然后由双方进行辩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
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有罪也是不能定罪的。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便开始有组织的对战争痕迹进行销毁，在盟军登陆日本的几周时间内，日本销毁了70%的官方档案。
日本战犯知道自己在中国地区犯下的罪孽足够让他们送上绞刑架，所以对于中国地区战争罪行证据的销毁更加彻底，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化成了灰烬。
这些灰烬中将有用的证据寻找出来，这是一个大工程，令东京大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犯难的事情是，这些证据上还都是日文，翻译又是一件麻烦事。
所以季南认为，与其费劲地去寻找这些物证，不如将更多精力花在人证身上。
而末代皇帝溥仪就是季南最重量级的一位人证。
当时溥仪在做什么呢？
溥仪知道他曾经与日本勾结、建立伪满洲国的事情是犯了叛国罪，所以日本投降之后他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害怕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
而被苏联红军逮捕之后，溥仪似乎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向苏联人表示“要支持苏联的经济建设”，将随身携带的金银珠宝全部交了出去，就为了保一条命。
当苏联人将溥仪从收容所中释放出来，告诉他要去远东国际法庭作证的时候，溥仪心中相当害怕。
溥仪觉得苏联人在诓他，让他去东京，指不定就会将他送上审判席。
后来经由中国代表的多次劝说，溥仪才渐渐相信自己是去做证人。
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席东京大审判，不过他的证人之路却不是很顺利。
插曲
1946年，东京大审判上，溥仪作为重量级的中国人出庭作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此次作证却不是很顺利，那溥仪在法庭上经历了什么呢？
刚上法庭溥仪就因为不清楚红灯规则上闹了笑话。
按照规定，法庭上红灯亮起则表示翻译仍旧在继续，但是由于溥仪之前是学过英语的，所以没等翻译结束他就抢答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紧接着，溥仪在介绍自己家庭情况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笔记本，这差一点就成为了日寇攻击他的口舌。
对方的辩护律师抗议道：“证人怎么能对着文本照本宣科呢？”
在庭长韦伯认为这只是在介绍家庭情况，没有必要用笔记本，所以这只是由于溥仪在紧张而已。
溥仪当时可能没想到，这只是日寇的辩护律师攻击他的开始。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溥仪观点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自己是遭到了日寇的胁迫，当了傀儡皇帝。
所以第一次出庭作证，溥仪就讲述了自己在为满洲国当皇帝的经历，尤其是在说到自己进入东北的过程，他指证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胁迫自己做的。
第二次出庭作证是在8月19日，这一次他重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作为一个傀儡生活在伪满洲国的。
溥仪表示，在为满洲国中自己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是却没有任何权力，在政府的决策中根本没有自己说话的余地。
不仅如此，溥仪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一举一动都在日本关东军的监视之中，还会被日军强迫去崇拜日本神道。
溥仪还重点讲述了自己的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杀害的事实，争取了大片同情，同时也有力的佐证了自己只是一个傀儡的事实。
前两次出庭，溥仪都在按部就班地讲述，从第三次出庭开始，日方的辩护律师便对他展开了攻击。
在刚一开始溥仪应当是有复国的念头的，说他完全是遭到胁迫，而自己并不愿意做这个皇帝，恐怕也有失偏颇。
这也正是日寇利用的地方，他们需要证明溥仪与日军合谋而并非傀儡，借此将罪责推到中国人身上。
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中有交叉质证的环节，就是双方辩护律师在一问一答之中引导证人说出有利于自己的证言。
所以日寇的辩护律师不断在给溥仪挖坑，希望他能说出“建立伪满洲国的主观意愿”。
在这个环节中，溥仪一度陷入了被动之中。
拉扯
1946年末代皇帝溥仪在东京审判时的真实图片，日方的辩护律师不断给溥仪制造语言陷阱，一度让溥仪难以招架，当时双方是如何拉扯的呢？
“1924年你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一点就不觉得国民政府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吗？”
“东北人民是不是受到张氏父子的迫害？”
这种引导性的问题，溥仪始终牢记一点，自己没有建立伪满洲国的欲望，没有与国民政府为敌的意思，所有的一切都是被逼的。
至于军阀统治之下，人民生活水平如何，那是中国内政，与日本无关。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拿出溥仪写给南次郎的黄绢信，当时溥仪曾要求日本支持他复辟满清皇朝。
溥仪急中生智直接将信丢到了地上，然后跟法官说：“这信是伪造的，我在天津是个平民，不可能有皇帝玉玺。”
溥仪立即从主动转为了被动，还让对方有了一个伪造罪证的罪名。
见溥仪油盐不进，对方的辩护律师决定直击要害：“1931年中国政府将你当作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自己也是战犯身份，要受到制裁。”
溥仪脸一下就白了，这正是溥仪最担心的地方。
好在这时，审判长插手了：“让证人宣告自己是罪人的问题，请撤回。”
之后溥仪应对这种问题一律以不知道、不了解敷衍了事。
双方拉扯良久，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始终没能从溥仪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溥仪也没有留下任何把柄，28名战犯全部受到了制裁。
因为当时担心自己被作为战犯审判，所以选择了隐瞒部分事实，溥仪后来回忆起此事时非常后悔。
但是他的证词依旧是给日本战犯定罪的重要依据，破除日寇“建立为满洲国是与溥仪合作、是东北人民的民意”这一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