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的实践者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赵尔丰，清朝大臣，字季和，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出身于辽东官宦世家，其兄弟尔震、尔巽、尔萃均考取进士，唯赵尔丰屡试不第，只能以纳捐为官，任职于广东。1884年，赵尔丰任山西静乐知县，1888年调任永济县令，得山西巡抚锡良赏识，随任于河南。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又随之入川，先后任永宁道、建昌道。1905年，西藏发生杀害清朝驻藏大臣的“巴塘事件”，赵尔丰被调任建昌道，并受命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这也是其参与和川边藏区相关的事务的开始。
赵尔丰主张武力行事，在凤全被杀后，理塘土司逃至桑披寺，赵尔丰围攻桑披寺长达数月，并切断水源，也未能得手，为此大伤脑筋。后来，有位士兵发现桑披寺的地下引水管道后，该寺才被攻破，但理塘土司却侥幸逃脱，最终隐匿西藏。赵尔丰平定西康地方土司叛乱之后，充任川滇边务大臣，并开始在西康进行改土归流的政策。由于“改土归流”削弱了土司的权利，遭到土司的武力反抗，所以赵尔丰在六年中几乎是不停地打仗，废除了明正、德格、巴塘、理塘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甚至驱逐了一些西藏地方政府在康区的官员。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赵尔丰受命在山西边境阻击联军。1905年，西藏发生杀害清朝驻藏大臣的“巴塘事件”，赵尔丰提兵进藏，击败叛军，并阻止英国势力对西藏的觊觎。此后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尽管赵尔丰素以“屠夫”著称，但其在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使川边藏区人民摆脱了数百年来沉重的枷锁，获得了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促进了经济、文教、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赵尔丰还粉碎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在英帝国主义策划下分裂川边藏区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粉碎了英帝国主义企图打通印缅、穿插藏地、俯瞰川滇的阴谋，巩固了中国西南国防。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11年，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8月5日，赵尔丰出席川汉公司股东大会。9月7日，赵尔丰将保路运动的骨干分子十余人扣押，此时同志会会众赶到总督署要求放人，民众开始冲击总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中弹者惨呼倒地，这起事件后被称为“成都血案”，此案是赵尔丰的一大败笔。后各省独立，由赵尔丰收拾四川的乱局。10月29日起，赵尔丰陆续释放在押的保路运动领袖。11月22日签署《四川独立条约》，交割军政之权，交权后不久，成都发生兵变，赵尔丰出面呼吁，帮助平息兵变。于12月21日晚上被尹昌衡突袭，次日，赵尔丰死于公审大会。
尽管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粉碎英帝国主义企图打通印缅、穿插藏地、俯瞰川滇的阴谋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在成都血案中的错误决策，以及在四川独立条约中的让步，使得其政治生涯的结局十分悲惨。然而，赵尔丰的事迹仍然被人们铭记，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
1911年4月，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赵尔丰接替成为四川总督。当时，清政府将铁路国有化，却将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激烈，保路同志会成立于6月份，随后运动迅速蔓延至全省。赵尔丰刚上任时，曾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正常的事情，他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解决方案，甚至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清廷对赵尔丰的陈述置之不理，反而要求赵尔丰解散群众，镇压保路运动。赵尔丰被迫执行清廷的命令。9月16日，他召集各营军官开会，部署弹压保路风潮。9月7日，他以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将约定前来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诱捕。赵尔丰未能兑现承诺，并在当天下令射杀聚集在四川总督衙门请愿放人的民众，制造了后来所谓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各地同志军闻讯而起义，四川大半州县被保路同志军攻占，清军处处失利，四面楚歌。赵尔丰不愿意接受命令继续镇压，清政府于是派湖北新军入川平定动乱，导致武昌兵力空虚，也因此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赵尔丰因成都血案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留任边务大臣。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22日和25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成立大汉
赵尔丰为推动川边社会生产力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造福了国家和民族，也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政治方面，他废除了土司制度，改设流官进行管理；在宗教方面，他抑制了寺庙势力的恶性膨胀；在经济方面，他禁止了土司、头人和寺庙放高利贷，并严禁炒作买卖土地，废除了他们的经济特权，废除了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同时鼓励垦荒、兴厂开矿、改善交通、发展邮政和统一度量衡；在教育方面，他发展了官学，打破了寺庙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
在赵尔丰治下，旧时代的“乌拉”制度成为了西藏人民沉重的负担。为此，1909年2月，他实施了乌拉改革，颁布了新的《乌拉章程》，要求征乌拉者必须付给一定的费用，俗称脚价。对于那些违规苛捐百姓的人，他勒令蛮民支差，不给脚价和口粮，一经查出，定予严厉惩罚，决不宽容。《乌拉章程》于1909年9月正式施行，共有26条，废除了以前所有的乌拉规章。主要改革内容包括：牛驮运不得超过120斤，背夫不得超过66斤，如果超重，百姓可以拒绝雇用；一匹马只准乘坐1人，随行货物不得超过20斤；在乌拉途中，雇佣的骑驮倒毙，官兵应给赔偿；以前乌拉支应者多为妇女，今后应徐图改良，男女均应出现，并且限制年龄在50岁以下。
乌拉改革是清末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及实施新政的诸多措施中，为百姓带来的利益最多的一项措施。赵尔丰在经营川边藏地数年之后，“所收边地（指改土归流），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为1928年西康的建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抚今追昔，回忆起赵尔丰先生的事迹，他的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忘私，血诚任事的精神令人敬佩。李家驹先生曾说：“川人何罪？逢此屠伯！”赵尔巽先生也称赞他：“恩铭遇刺，实在辛亥之前，盖乱机已久兆矣。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锺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章士钊先生也曾赞美他：“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尚秉和先生也曾说过：“尔丰自光绪三十一年以次，勘定康地，驰驱劳瘁，至是凡七年，共用款六十余万，部拨经费尚余三分之一，而西康全域皆定。尔丰之治康，以傅嵩谋。狎其人，并知其山川扼要形胜。”他的治边功绩堪称卓越，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着功若此者。贺觉非先生也曾赞扬他：“尔丰之治边也，先与兵威，……边地既定，即从事各种建设。……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李思纯先生也曾说过：“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指改土归流），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然而，塔公寺庙喇嘛巴登却对他的执政方式持不同意见，认为他对地方老百姓毫无疼爱，过度依靠杀戮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