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补充报告（朱理治）
（1942年12月1日）
任弼时、高岗同志并请转大会主席团及陕北肃反委员会：
我深刻认识到由于我的错误，所造成陕北革命损失之严重，党对我任何处罚我都接受的。
我所能向你们和党保证的即是我绝不会走到第一条，第二条道路而只有跟着党走的。
这七年来尤其这两年来，我天天热望党将陕北肃反这一个罪案弄清楚，现在的机会到了！
可是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反省不够，记忆力不好，尤其是我第三天发言时，将百（有百个）同志问我，各人凭自己的记忆及想象发出问题，有些问题我将要答时，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有些事隔七年，一时记不起来，我只有说忘掉，大家便越加怀疑，我便更着急，神经就越发错乱起来。
现将我三次发言记录看一下，有如在说梦话，大会诸同志便更怀疑我有什么隐事及阴谋，现在竟造成这个局面。我除自责之外，尚有何说！
第一，现在仅（谨）将所有问题，凭自己最后党性及尽可能的记忆力写在下面，恳请你们诸同志在（再）花一些时间把它弄清楚，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我坚决要求（并）相信现在的党定能将经过弄清楚。
一、我来陕北前是否叛徒
大会上张胖子（编者注：即张庆孚）提出说上海大破坏，北方大破坏，北方特科又破坏，我是北方局书记，一定是被捕叛变过的。我当时认为：
1. 我的历史尤其是我在白区时，是否被捕叛变过的这一问题中央组织部定，调查了两年之久，可说很相信。
一年前，陈云同志亦给了我一个书面结论，证明我来陕北前，并未被捕叛变过，这个书面结论我还在保存着。
2. 张胖子的话，说过了七年之后，记得中央亦调查过，认为没有根据。
3. 张胖子只举出北方大破坏，及特科破坏，更何能证明我既被捕叛变过呢？而且北方在此同志很多，都可证明，并未被捕叛变过。
4. 北方大破坏时，是在一九三三年冬，我是一九三四年四月才去北方。
5. 我并不是北方局书记，北方是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真同志负总责，我去时是省委组织部长，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最后就是副书记。
6. 我并未领导过特科，更未因特科而被捕，关于这事可去电问当时中代陈铁真同志，或面询其秘书李华生同志便知（李同志现在中央党务研究室)。
二、来陕北前组织上给我什么任务
我是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真同志派来的，他给我的指示详见他致陕北及陕甘边特委全体同志的信，此外尚有军事指示信，共写有四万字以上。我到此后的政治军事组织肃反等之路线，是可以说完全根据这个指示来的。
指示信的基本精神是反右倾取消主义。信上说：
最残酷无情的在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是绝对不许可的。
对于右倾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便是对于帝国主义的仁慈，对于革命的残酷。
这个右倾取消主义表面上写着以蔡子伟、黄子文为代表，但现在详细检查其内容上是指的高岗、刘志丹两同志的正确路线。
他并未明确叫我篡党篡政篡军，但要我用他的中央正确路线：（实际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来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路线”，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路线，故只要坚决执行，必然是要得到篡党篡政篡军的结果的。
自然他这路线也是根据五中全会及北方会议决议来的，我对当时路线是坚决拥护的，认为只要跟着这个路线做一定会做好。
他给我代表团书记名义，并派聂洪钧来担负军事负责，这事实上已决定了我篡党，洪钧同志来篡军。
三、郭洪涛同志究竟供给了我些什么材料
根据洪涛同志及所派去的鲁贲，王胡子同志的报告，北代及我认为洪涛同志是陕北政治上最可靠，最有能力的同志。
我已自知自己是外来干部，与当地干部毫无关系，且从未做过苏区工作，所以我来后，一切都依靠他。
而我自己一直到今天都还有这个毛病，即不能接近大多数干部，而只依赖一二同志做实际工作，自己可以抽时间来读书及写文章。
所以到陕北第二天早晨，便约他在山坡上谈话。我说：“我在此什么都不熟悉，一切还是要靠你做”，以后我一切也都是依靠着他做。
我到后的时间十之八九也都是在读文章及写文章，所以我的材料来源可以说都是根据他的，这点自然也是我的主观主义。
他给我贡献的材料有关此次肃反的是些什么呢？
（一）陕北干部的简谱：
1. 陕北是他用三支枪创造出来的，他是陕北群众的领袖。
2. 刘志丹同志是白色军官，地主子弟，为人阴险，打仗动摇，犹豫怕死，曾经因为敌人围剿居家不出。
3. 高岗同志曾开过小差，开除过党籍，强奸女人。
4. 马明方代表陕北富农路线
5. 张秀山同志是白军中来的，和刘、高一起的。
（二）刘、高等人与左派的关系及其可疑之点：
1. 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是刘、高的掩护之下在陕甘边做了许多坏事，他坚决反对，故将蔡子伟调到陕北来考察，至于刘、高如何反对右倾，他对我没有说过。
2. 高岗同志与西安一个政治面目不清的秘密组织有关系，并从那里吸收了很多来路不明的人到陕甘边。他在二十二个问题中，利用我的记忆力不好，来说出这一点，仅先发制人说我曾说高岗同志与西安右倾派有关系。北方局未给我这个材料，我这材料又从何而来呢？
3. 他说杨森同志是第三党，还和第三党有关系。
4. 刘、高、张同意右派的政纲，为右派所左右，具体证据是：右派为着要反对陕北正确路线，所以起草骂陕北是立三路线的一封信，而刘、高、张同意这个信。
5. 横山战斗失败，深可怀疑。
6. 刘、高对我怀疑，具体证据是刘、高写信单独给他说张胖子的话，值得注意；他特意将信给我看，并暗示刘高对我有了怀疑。
既然说刘、高对我有怀疑，刘、高给他的单独信，他交给我做什么呢？这点不是显然挑拨吗？
同时使我更怀疑刘、高，因刘、高原来是反对张胖子的话，现在为什么又突然说值得注意了呢？
这些材料都是洪涛供给我和聂洪钧同志的，而我和洪涛、洪钧，又供给陈子华（程子华）、戴季英、徐海东同志的。
所以在陕北肃反前，对刘、高就有些怀疑；后来戴季英便根据这个材料问蔡子伟，张文华。
而蔡、张便供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诸同志是右派，而我们不但不能根据他们的功绩而坚决否定这个口供，相反的更加相信了。
对于洪涛同志还贡献我些什么具体材料，我记不清楚了，所记得的尽我的脑子都写出来了，而没有一块替他隐瞒之地，但亦未（不）能冤屈人。
四、肃反计划
在天津未来陕北前，北代对陕甘边右派的问题是决定先采用思想斗争方法，即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来孤立右派，然后再逮捕他们。
在办法方面，他介绍张国焘及陈昌浩写的[肃反]小册子，在他的指示信上说：“现在我们特别将鄂豫皖肃反的经验送给你们学习”。此书因来不及抄写，未带到陕北来，我是看过的。
我来陕北后，即与洪涛同志一齐（起）开展了这个斗争。
省委扩大会议，前方文安驿的会议，及我写的几个文件，扩大会议决议及三次围剿决议，洪涛同志写的扩大会宣传大纲，事实上便是反蔡子伟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的会议及文件，实际上即是反刘高正确路线的斗争，也即是确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甘边完全统治的斗争。
在开展这个斗争中，在陕甘边遇到了抵抗。我们派去的碧孩儿（惠碧海），在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中，据报告遇到了张文华右派抵抗；
此时加之刘高不执行洪涛及我打瓦窑堡的主张，他们去打横山又失败；
此时二十五军来了。我及洪涛、洪钧等同志将边区的右派活动情形说了，并将以上所说刘、高两同志情形也说了；
二十五军又说张汉民供词陕甘边有右派，帮助此地肃反工作亦为二十五军来此任务之—；
同时再加之他们说沿路看到反革命标语，又带来了“苏区不肃反是不能巩固的”这一套理论，所以便认定此地右派严重，非肃反不可。
所以二十五军一来，我们便信赖二十五军。我、洪涛、洪钧、子华商议的结果，以聂洪钧同志为军委主席，徐海东同志为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为副军团长，陈子华（程子华）同志为政委，高岗同志代政委后作政治部主任。
同时徐海东同志说二十六、七军机枪不善使用，要集中起来；我亦莫明底细，一方面信任二十五军会打仗，一方面要依靠他们为主力，所以就写信调给他们了。
以后就开了两个省委合并的扩大会议，主要的精神亦是反对右倾取消主义，更加发扬我们的左的路线。公开地打击了张秀山，并且实际上打击了刘志丹、高岗同志。
洪涛写了一个关于反右倾取消主义的组织指示信，我写了一个反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而斗争，此文直到肃反开始后才写成，所以又将肃反后材料加了进去。
同时认为肃反重要，不得不物色有经验的干部来做，陈子华（程子华）同志介绍戴季英同志，说他是张国焘在鄂豫皖肃反中的审讯科长，所以便叫他主持肃反；
徐海东同志很坚决反对，但并未说他肃反路线不好，而只是说他为人不正派，生活腐化及玩弄手腕；
我因坚信鄂豫皖肃反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仍叫他主持肃反。并着重告他多和洪涛同志取得联系，审问时叫洪涛同志参加。
戴季英同志因鄂豫皖的肃反是在极其秘密条件下进行的，就连省委书记都不参加的，所以戴未通过洪涛。
我开始很尊重鄂豫皖的经验，故亦未反对，但以后每次口供我都去告洪涛同志了，并后来叫洪涛同志亲自参加审过，事实上也就等于完全参加了。
我在开始审问时，也只参加几次，后均由戴一人审问的。
后来问题感到严重了，我自己又参加审几天，所以洪涛虽没有完全参加审，实际上亦是参加的，只不过比我少几次罢了。此事我在扩大会上已说过了，洪涛同志又故意在二十二个问题中提出来，因此重复说一下。
十五军团南下，聂洪钧同志一去前方，我、郭、聂、陈（程）等同志商议先逮捕张文华，黄子文，并要聂就近领导陕甘边特委布置肃反，此时并没有决定逮捕刘、高及二十六军干部，但那时刘、高是可疑的，这些便是肃反前的会议计划及准备。
五、肃反的开始情形
第一个逮捕的是张胖子。
我来陕北前，大家就怀疑他冒充中央代表，但他一见我面便说我是叛徒。
但我因他和上海党有关系，并有药水，同时我又因中代陈铁真同志说中央局将派人来，参加代表团，他或为其中之一？
故我和洪涛同志替他解释，并叫他参加代表团，并给他一个工作。（那时代表团是三人还是五人？那五人给他是军委副主席，还是政治委员的名义？我记不清了，可向洪涛或其他同志。总之此时代表团好像也没有开过什么会，他也没有在军委做过什么工作，事实上也只是给他一个名义）他亦不懂做工作，而且疯疯癫癫的。
聂洪钧同志从上海来，知道张胖子不是上海党派来的，他又说聂洪钧亦是叛徒，大家都认为他可疑，所以大家决定扣留了他。
扣他后，他又活动张秀山，要刘、高欢迎他，要张秀山带二十六军走，张秀山随即报告了我们。此人大概在九月十号左右被逮捕的，我一直到中央快来前才审他，以前都是戴季英审的，他无口供。
第二个被捕的是红大的张文舟、赵其明（赵启民）等三人，这三人是洪涛提出来要捉的。
张文舟到中央快来前才审的，赵其明（赵启民）（是一个大肥胖子，现在大概在留守处供给部工作）直到我将全部案子弄得快清楚了，批评了戴季英之后，戴写信告我，现在又发现新证据了，赵其明（赵启民）更是他提出的最后一个新证据。
当我审问时，他并不肯供的，给他刑罚，他便胡供一顿，矛盾百出。
第三个被捕的是张文华。
时间大约是九月二十六日。我因时间忙，叫洪涛参加审，但戴未通知洪涛。
第二天戴季英便写信告我，说他并未用刑，张文华便供出蔡子伟、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等一大批人。
我认为蔡子伟亦是参加右派的，故叫戴将蔡子伟逮捕，蔡子伟是九月二十七日被捕的。
戴当天或第二天又将一大堆口供给我，供词中将刘、高及二十六军的高级干部又都供出来了。
我告戴季英，这个问题要问问张秀山同志，才知道；那时洪涛同志已去瓦窑堡，我想和洪涛同志商议一下，如何问张秀山。
可是当晚戴季英便将张秀山逮捕起来了；捕起来之后，我心里虽不同意，但当时未批评戴季英，因为也不能断定他即不是。
直到我将问题弄得快清楚时，才批评季英同志，其实当时不批评、也没立即释放他，也等于默认。
六、陈子华（程子华）和我及戴季英三人会议的情形
捕了张秀山之后，我感到问题严重化了，所以一面写信给洪涛，要他星夜回来，一面约了陈子华（程子华）和我一起亲自审问一下。
九月二十九左右的一天，黄昏我、陈（程）、戴三人在永坪保卫局一个小房子里审问。
我记得先审张文华，先和平的问他们，并无一点口供，足证明戴季英写信给我说“没有经过拷打他们就供了高岗，刘志丹”是不对的。
后来陈子华（程子华）说：“吊起来！”
张文华便承认了是右派，又根据张文华原来口供单，指名——问他，他便——照说了。
后来又审蔡子伟，蔡初自不承认，后来吊将近一刻钟，熬不过了，才承认自己参加过右派；后来又按原供，说刘志丹等亦是右派。
据戴季英在这次大会及会后说，这次审问，张秀山也被审过，并且也有口供，我记不清楚，不能乱说。
但另外一方面可以肯定的，张秀山在我们这次亲审后一、二天，便有了口供，决不如他所说直到被捕后一二十多天，在瓦窑堡我第一次审他，才有口供。
这可从以下来证明：
第一点是陈子华（程子华）在我们亲审之后两三天就去前方了，程子华报告前方说张秀山已有口供，这个聂洪钧和郭述申同志可证明。
同时在亲审之后两三天，郭洪涛回来，我亦告诉他张秀山已承认了。
所以据戴季英及我的记忆，从聂及郭述申同志的记忆，张秀山入狱不久便有供词的，绝不是如他所说，到二十几天之后，第一次我审问他才供出的。
审问之后，我陈（程）戴三人即在原地开了一个代表团会议。因洪涛不再，故只我陈（程）二人外加戴参加的。此时陈子华（程子华）、戴季英同志是十分相信这个口供。至于他们所以这样十分相信的原因，不外三点：
（一）根据洪涛所贡献的材料。
（二）鄂豫皖及二十五军肃反的一串经验及思想方法。
（三）可能有二十五军的吞并思想。
我表示了三分相信七分怀疑。三分相信的原因：
（一）因根据洪涛所提他们画的简谱，说他们右倾，政治上有点可疑；
（二）刘、高创造二十六军消灭白军说他们是反革命无法解释；
（三）即以个人利益来我做代表书记及省委书记，刘、高是军事工作人员，我和他们也没有个人冲突；
当然路线不同，不过相处三月，二十六军还是服从命令的，相互间亦无仇隙可言；
而且我是一个人来陕北的，二十五军原来一个人也不相识，二十六、七军相处几月时间，大家对我还好，我亦没有陷害他们之心。
（四）感到如这样轻信口供，胡乱捉人，前途是很危险的，纵不为革命打算，只为个人地位事业计算也是不利的。
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是有争辩的。我说：“这口供不可信”；他们说：反革命不打是不招的；
我说：他们是右派，他们为什么还创造红军，并整团整团的消灭白军？他们说：这是反革命的手腕，鄂豫皖许继慎便是和他们一样的；
我说问题太大，还是要再审查。陈子华（程子华）问我：他到前方之后，如前方发生了问题怎么办？谁负责任？
我迟疑了许久告诉他：你们如不放心，可叫刘志丹、高岗同志回后方来，那时还只是想叫他们回后方来工作。
七、郭洪涛同志在肃反开始后的表现
洪涛同志见信后回来，我问他“张秀山是否右派”，他开始说不是的；
我就说为什么蔡子伟、张文华都供了，而张秀山自己已承认了？此时他即无话说，并没有如他所说“用性命来保他们”；我亦未说“要捆他起来”。
但隔了几天蔡子伟、张文华、黄子文、张秀山、江旭的口供越来越多起来了，前方并来信问习仲勋、李景林等是否是反革命？
我将名单问他，当时他对二十七军及陕北的干部，他是极力地保，但对刘、高二十六军及陕甘边，他只保了习仲勋、黄罗斌几人，因此刘志丹也就更怀疑起来了。
所以洪涛说他只供材料而未参加肃反是不对的，刘志丹的调回是我和陈子华（程子华）、戴季英三人决定的，但软禁则是他提出来而我亦同意的；洪涛并和我商议，“等刘回来，叫他住省委机关，给以监视和软禁”，这点在二十二问题中亦承认了的，而我后来倒忘了。
八、中央红军到了静宁为什么不接还要肃反？
就在这个前后，前方来信说：中央红军到了XX地方，提议要去接中央红军。
关于这个问题，这六、七年来，我虽天天想把陕北问题弄清楚，但从未想到这个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所以从未回忆过它。
我三次发言大家集中责问这个问题，一时想不起，大会同志就越责问，我便记不清，神经就越乱，大会同志便怀疑我有政治阴谋。
现经过几天来的竭力回忆，报告如下：
洪钧来信说，从缴获东北军的电报中知道中央红军到了什么地方（前次会议大会同志说静宁），因为去接，问省委意见。
此时军委的人都去了前方，大概子华同志也去了前方？（这点我记不清了）后来只我和洪涛、季英等人（翻开第三次发言记录，我在大会上说洪涛同志此时已去了前方，这是不对的，但，这并不是我故意说谎，而是那天给大会问得神经错乱了，洪涛同志此时还未去前方，记得我和洪涛还共同写了一封信到前方，大意是说十五军团，不要远离根据地，我们就近牵制了东北军亦是援助了中央红军、迎接中央红军的办法，至于如何牵制，信上没有提。）
我和洪涛同志为什么有这个决定？
（一）并没有想到中央红军竟至于这样困难。
那时我们天天宣传中央红军有好几十万，欺人正是自欺了，所以认为中央红军至少有好几万，且是否来边区还是问题，即是要来我们只要牵制一下东北军就可以了。过去二十五军来边区，我们也并未派队伍去接。
（二）怕十五军团远离了边区，边区会失掉。
（三）感到部队内部还有问题，即右派的供词尚未弄个水落石出，不过不欢迎中央红军来的心理尚没有。第一我那时对中央领导是尊重的，第二我的品质或许和张国焘一样，但那个时候我的能力地位也决不会使我产生和中央对抗的心理。
自从前方那次来信之后，十天到半月时间，并没有再接到前方关于中央红军来到的消息，以为中央红军不来了。肯定中央红军到边区，还是在中央已到了下寺湾洛浦同志来信之后，所以肃反仍是依旧进行着。
洪涛又利用我记忆迟钝的弱点，反在二十二个问题中，责问我为什么不参加迎红军，好似他不在省委机关，又好似他是赞成而我反对的。
实际上，他那时在省委，对十五军团要撤离边区出去，他最激动说：“部队带离边区，他们不回来怎么办？边区不是要失掉吗？”
这封信是他和我共同签名的。洪涛之阴险手毒，我到今天才认识了他。
九、刘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
陈子华（程子华）到前方后，第二天前方就决定他（刘志丹）回来，他回后方原来也即是我、陈（程）、戴三人决定的。
我和洪涛同志那时想叫他到省委机关，将他软禁起来，那知他一到军委机关，戴季英便引他到保卫局，扣了起来。
我是先听洪涛同志说，刘志丹同志已回来，被保卫局捕起来了。他们还要捉特务员伟德（魏德），他把此人保了出来。
以后戴季英来告诉我，刘志丹回来他已捕了，并交我一个前方押送刘志丹的条子内容，“玆奉代表团书记煌岗之命，押送该犯去见，如该犯中途脱逃，可以给予逮捕云云”，这个命令是前方那个机关写的，我记不清了。
同时戴季英告我，后方捉他的信，他中途亦看到。
戴当时亦表示警异，我听了亦未批评季英，更未决定立即放刘，这即是刘志丹同志被捕的情形。
戴季英同志在大会上说，他是到刘回省委，问我如何处理？我叫洪涛同志引刘到保卫局的，这一点是戴季英说的谎。所以这件事是容易调查清楚的，所以请你们详细查一下究竟谁对党不忠实。
洪涛同志二十二个问题责问我，原来只决定软禁，为什么又捉呢？这个问题他最清楚。捉刘志丹他比我知道得早，我知道刘被捕还是他来告诉我的。
大会上有同志责问我，刘已看到了捉他的信，戴已表示动摇，为什么我还捉呢？
事实上戴是将刘捉了之后才报告我的，事先并未通知我刘已回来，我更没有叫他捉起来。
至于他的“动摇”还是我说的，我说季英同志在肃反中是一串（一贯）坚决的，但有一次曾表示过“动摇”，即刘志丹同志在路上看到捉他的信，刘仍回来了，曾使他表示警异。此事他自己已忘掉，而是我替他说的。
但是刘回来，还是他直接捉的，他未曾事先通知我，这点他亦应当坦白的说。
十、审问经过
刘志丹同志被捕前后，我就认为问题严重了，于是花了五六天的时光亲自审问，并亲自拷打他们。
开始我越审越糊涂，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张秀山、江旭等人口供，在那个山的庙上开会，讨论些什么？怎样组织的？同时将这些告知了洪涛，他也认为相信。所以我即告戴季英写信到前方去，说已经证实了。
同时我那晚上感到愉快，因为：
一是没有错捉了人，陕甘边的肃反亦是伟大的胜利，我也有功。
二是感到我和陈子华（程子华）、聂洪钧、戴季英从此可一致了，因为自从陈子华（程子华）戴季英和我三个人的会议之后，我和陈（程）聂戴三人间是有距离的：
他们十分相信，我只有两分三分相信；陈子华（程子华）感到我动摇，戴季英直接和前方通信，季英自己亦认为有好几封信，是直接自发的，未经我看过；并没经过我正式决定，便将张秀山，刘志丹捉了起来。
同时戴季英将聂洪钧直接给他的信，交给我看过这一封，里面说到肃反问题：“要反对麻木不仁”，意思即是指的是我。
聂过去向我说过，东北肃反方志敏亦动摇，使我感到深可畏惧。他过去曾提过肃反工作，要为他领导，现在又直接指示戴季英，同时在前方大杀人，并未得我同意。
所以我那几天，因为他们和我有这个距离，而感到不安；所以在那天晚上，证实这些口供都是真的之后，便感到愉快轻松，叫季英赶快写信到前方告他们后方已证实了。
第二天我问他这封信写了没有？他说已经发出去了。假使前方捉高岗同志是根据我的信，那便是这封了。
可是这封信未经过我看过的，内容究竟如何写的，我不清楚，但不久高岗等几十人都被捕回来了。
就在我十分相信的第二天晚上，我邀了洪涛一齐（起）审问去，审到了秀山，秀山大哭了一顿，并向洪涛诉说他一人不足惜，整个二十六军要紧，他是没有希望的了，意思他已被反革命陷害了。
审后已半夜了，特务员打着手电在前，洪涛随着，我在后，大家默默地走着。我为秀山的哭心里极感到极其难过，觉得其中必有冤屈的。
当时我首先打破沉默，问洪涛“你感到怎么样？”洪涛没有答复。
我继续说，“我看其中必有冤屈。”洪涛亦未说什么。
所以我第二天再审去，结果也没有看出什么矛盾来，但总觉得其中有鬼。
第三天看出鬼来了，鬼即在杆子上。
因取了棒打张文华问：“爱玉，是不是右派？说真话，我许可你自首。”
他回答“不是。”
我说：“你这个反革命的，还要隐瞒，再打！”
他又说：“是呀！”
我又说：“我是故意试你的，你故意陷害我们同志，再打！”
他又说“不是。”
如此我又问史秀英是不是，他亦一样答，完全看棒子说话的。
问到最后，张文华哭了，他说：
“我只以为迎着你们的意思去答复，可以减少痛苦，谁知你们意（思是）要查清楚，那我的命即没有了。关于刘志丹、高岗等人都不是的，你们根据我的口供捉了，我还有命吗？”
从此我由十分相信变到七、八分怀疑了。我想，我这里错了，为什么鲁鄂豫皖用戴季英这一套办法肃反对了呢？
为着找理论根据，所以从头到尾翻看了二十五军带来的文件，发现其中有一封指示信说：鄂豫皖有肃反中心论的错误，所以我断定那时鄂豫皖亦有“左”的错误。
十—、肃反指示信的内容如何
因为看到用刑逼供，指名问供，胡乱杀人的不好，所以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你们已经找到了，我亦不去多说。
我只记得其中大意：
第一部分是右派过去以党内右倾取消主义的面貌出现，经党内斗争已经显露出右派的原形，我们的肃反是正确的。这里所指右派，仍是蔡子伟等，不是刘、高。
第二部分是说不要指名问供，不要用刑，不要将党内错误与右派混同起来，要釆用自首政策。
第三部分是骂刘志丹的，说他为右派所利用，右派利用他的名望来掩护其活动。
这封信洪涛看过，认为写得很好。他说叫我不发，这是撒谎；他在二十二个问题，亦责问我为什么发出这个文件，更是有意欺骗大会。
这封信我记得发给前方部队一份，关中一份，陕甘特委一份，给马明方、王达成一份，也许还给了神府一份，我并带了三十多份见中央，分发给几个同志看过。
这封信据前方说没有收到，据李景林同志在大会上发言，他是在中央下寺湾后四天收到的，并认为这封信是纠正肃反错误的，所以他疑惑中央到后才故意写的，实际上即是这封信。这封信也即是康生同志处所存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作用，你们自可做结论的。
不过凭心而论，这封信的出发点，倒是想纠正乱捉乱杀的现象，纠正指名问供、肉刑轻信口供，但是上面加了一段对肃反是估计，没有指出其大的错误，反说是正确的，只是在肃反方法上纠正是不能起什么大的作用的。
同时后面一段骂刘志丹更是不对的。
那时心里存这个念头，我捉你们错了，将来我放你时你们自己也得认错，写这的时候，有这么一点动机。至于说要肉体上消灭刘、高或二十六军的首领，是没有的。
十二、决定洪涛到前方的意思
在我起草肃反指示信之前的一天黄昏，我约洪涛到省委机关前的土墩上谈话。
我告他，现在大都证明刘、高等是被诬陷的。
郭即说：“张秀山就不应捉，你们捉张为何不和我商议？”
我说：我只说要问张秀山，而戴季英即将他捆起来的。
郭未表示什么。
我又说：“不管怎样，我们将来还是要想法放他们，放了他们出来，免不得将来必定要大扯其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不能昧着良心做事的。”
随后我向他商议，要他到前方慰劳红军，同时安慰一下本地干部，使前方不致暴动；因为那时感到如一暴动起来，问题便无法收拾。同时告知前方，刘、高等大部已证明不是右派，而是党内的地方封建集团，我们准备放；要前方不要大杀人，更不要再在胡捕人；并告他，聂洪钧比较蛮干，叫他先说服子华，并告他即去即回，好共同商议处理方法。
洪涛在大会上，第一次发言，为着要表示他是坚决制止肃反扩大，所以向大会报告他自己要求去前方的。但等到他第二次发言，为着要叫我负第一责任，便又说他去前方是我阴谋骗他去的。反复无常，竟至于此，实际情形即如上述，至于他去前方的表现我不知道了。
此时后方亦不稳，我亦焦虑万一暴动，问题便无法收拾。但要立即放刘、高等，又恐前方不同意，右派原亦供了后方有一批二十六军的干部是右派。
我原先压着不许提，此时一面也不清楚他们中到底是否右派，一面又怕他们暴动，所以我在刘志丹被捕后两三天，亲自决定叫戴季英将他们捉起来。
此次大会开会，我调查了一下，这几个同志的名字即是朱子休、高朗亭、杨小平、魏子俊、刘汉武。
十三、究竟谁在后方要杀人？
戴季英几次提出前方已杀人，后方亦要杀几个人来示示威。
我说如杀一个人，其他的人都要杀，因为这些人的证据，仅仅是几个人的口供，如杀真右派，则他们的口供便没有弄清的可能；如杀嫌疑犯，则所有被捕的人都要杀，因为都是根据一个口供来的。现在只有叫真右派说出实情，将他们口供弄清楚，才可解决这个案子。
所以我亦不许审刘高等，这便是为什么刘、高没有审，而后方没有杀一个人的真正原因。
至于戴季英同志说我要杀朱子休，这完全是有意地诬害人。反革命的蔡子伟、黄我不杀，刘、高我不杀，并不许审；朱子休与我又无仇恨，更不是什么重要的嫌疑犯，我何独要杀他？
且戴季英一贯错误肃反的，他在鄂豫皖杀人不说，即在来陕北前，还仅凭口供杀了张汉民等几十个同志；到此地我叫他杀人，他反而阻止不杀人了？前方大杀人，他也总想要杀人，我来叫他杀人，他反不杀了，这不是奇怪吗？
而且中央到后，决定他负责主要责任，并给他严重警告处罚。此时他在中央所在地，而我还在陕甘边，他为什么在那个干部会上说“朱理治要负主要责任”，但为什么他不将那个书面的证据当时或以后拿出？
究竟谁在后方要杀人，谁在后方阻止杀人，请你们要详查个清楚。
十四、自首政策，反革命的为什么优待，革命的为什么虐待？
是时我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审蔡子伟、黄子文、江旭，只要他们能真实地供出实情，就允其自首。
这个自首政策，是我想出来的，因为我在白区秘密工作时，感到国民党开始反动，也是乱捉人的，后来他釆取了自首政策以后，乱捉乱杀的事就很少了，所捉的人也就很少冤屈的，所定的罪也是有他反革命的根据的。
因为这种原因，所以我就在此试用了这个办法，为着要使真反革命相信：他只要讲真话，便可自首的，所以便写了一个自首条例，原意只是想叫右派讲实话，给他们看，后来这个条例戴便大发而特发。
这个政策是否对的，我不去讲。但自用此次方法后，右派的口供改了过来。过去供高刘等，后来都翻了，所以后来得已知道仅五、六人是真右派，便是从这个方法得来的。
所以中央来后，我能肯定说只有五、六个人是真反革命，便是从这个方法得来的。
对于高、刘要优待，并不要虐待嫌疑犯，我对戴季英是说过的。
为着要鼓励右派自首，我曾向他们说，只要你们说真话，我将来非但不能杀你们，而且还会分配你们工作。
至于戴季英为什么这样虐待嫌疑犯，那他要负责！我并未叫他如此做，这也许即是他从鄂豫皖带来的作风。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刘、高，直到问题弄得差不多清楚后，我心里也想找他们在一起谈谈，并安慰他们一下，告他们安心，问题会弄清楚的。
但保卫局的一套作风，使我自己亦感到阴森森的，在问题没有确实清楚，在前方没有一致意见之时，我竟没有勇气，不敢和他们去谈话。
我所以如此没有胆量的原因，因为戴、聂直接通信，而我兵权并不在手，主要还是自己软弱无能，多疑寡断，没有革命精神。
利用自首方法，蔡、张、黄、江都改了口供，我最后才相信刘、高、张秀山等都是冤屈的，我才敢批评戴，责问他为什么直接捉张秀山？为什么向前方直接通信？
他的答复，过去以为聂负代表团书记，所以去信；并不相信这批人是捉错了，所以不断写信给我，说发现新证据。
所谓新证据，也只是张文舟、朱子休、赵其明（赵启民）等人被他打了，又有了口供。我审问结果都仍是假的，所以我决心要将戴调到前方，他并知道我调郭述申同志回来，而表示惊愕。
十五、中央来了之后
但我这样布置是否能挽救刘、高呢？我自己在当时亦是没有把握。因为，第一不知道洪涛同志走后前方同志的意见究竟如何？
第二怕二十六军发生暴动。假使发生了暴动，那前方更有理由说，内部有反革命，刘、高更难放了。
第三假使两方面发生了战争，我是不能跟二十五军走的，也是不能同意杀刘、高的。
一方面我不愿昧良心做事，另方面二十五军及洪钧、季英的蛮干方法，有何能保证不肃反到我呢？
前途渺茫，曾经想到万一不能收拾时，如何办呢？只有逃回北方局，请示办法了。那时焦心如焚，几乎睡不得觉。
忽接洪涛来信，说陕甘支队来到了；又接到洛浦同志来信，才知中央同志都来了，所以当即赶去。
有同志怀疑我，说中央红军来，我不欢迎，因为做不得土皇帝了，这不合事实。因中央红军来，不只是挽救了陕北苏区，挽救了刘、高，事实上亦挽救了我自己。
洛浦来信要我到前方去开会。当我走前怕季英再乱来，所以找他和马明方来交代，告戴不许再审问人了；审问任何人时，都要请马明方参加。
我就带了省委肃反指示信来洛川（洛河川）见中央，此时前方会议已毕，毛主席去了前方，还仅由周副主席、洛甫、博古、罗迈诸同志开了一个小会；我做了一个短报告，说肃反是错了，刘、高等是冤屈的。
第二天早晨，中央即要回瓦窑堡，我当晚找博古同志谈，并将肃反情形详细地说了一下，并告他大部分证明是假的，只有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张胖子、江旭、李西萍等是真反革命。
他问我如何处理，我说只有放他们；但我们要承认是错，但他们亦要承认有错误——意思指的为掩护右派，并且右倾；同时我要求博古同志允我回去作一解释，他没许可。
十六、中央来为什么不欢迎？
中央来时是先经吴起到洛河川的，沿路都是陕甘特委的地方，那时洪涛、洪钧等都在特委所在区。中央到后六天，我才接到信赶过去。
曹力如等同志在大会上责问我：欢迎会上不发动群众，不提出欢迎红军的口号来；办短期训练班，不许向中央说实话，不许干部接近中央。
这对我是完全冤屈的。因为中央到了六天我才赶去，到后一天，中央就走了，这些事一概不知道，这应当是由在前方的洪涛等同志负责。
十七、中央到了后为什么还捕人？
我由洛河川当省委书记，我记不清楚了，谁给我的材料说有四个人可疑；我当告中央派来的保卫局长郑自新，叫他注意。
后来他亦疑神疑鬼，说有一人确有活动；当叫他把那一人捉来问了，结果亦无问题放出。
据郑自新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是这样，这件事当然仍表示我当时对外来知识分子的怀疑及处理问题的仍不慎重，同时也没有听到中央到后不捉人、不杀人、不审人的决定。
十八、中央到后为什么扣住中央关于纠正肃反的指示信？
这个问题是郑自新同志在大会上提出的，此点问李富春同志便知道。
中央的肃反指示信，在省委会上还是在肃反委员会上还讨论过，我不记得别点（的），只记得富春同志还说过：这次肃反自然主要由戴聂负责。
大概这是怕我不好看的关系。省委会上或肃反委员会上，提出公开讨论的东西，为什么我还扣住不给保卫局长呢？这点恐怕是郑自新的疑神疑鬼吧！
第二，我应负的责任及我的思想意识
此次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几百人被害，重要首领被捕。
中央迟来或不来，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是代表团书记及省委书记，要负主要责任的。
虽是这个错误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这里有过去遵义会议前的中央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戴、聂等同志从别根据地带来的错误肃反传统，洪涛的崇拜主义，但主要的还是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
这种个人主义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要名誉地位，我来此地，虽是北方党派来的，但自己亦想来此，那时感到分配我这工作很好。
第一，九年来的监狱生活及秘密工作可以结束了，从此没有被捕危险了；
第二，这个工作在党内是很有地位的；
第三，这个工作是能使自己成名的。
我曾想过，我不兼做省委书记，而兼做此地政府主席，因政府主席是更容易出名些。所以，我来前很想将此地工作做好，我来后亦很努力，目的倒不是为着要破坏此地工作，而是想使革命工作做好。但是，这为着个人能出名，能对党有功劳。
（二）有了这样心理，所以在思想方法上，便迷信当时党中央及中代的路线。
自然那时自己幼稚，看不出其中错误，但是主观上已有盲从他的意识，即是对上级路线不容易怀疑。表示怀疑，不坚决执行是要挨打击的。
同时在方法上，一切都从他们的指示及过去的文件出发，而没有从当地实际情形出发。因此不接近实际工作，而只接近一两个同志，经过他们去实际工作，自己关起门来读文件，写文章。这便是产生主观主义，造成左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三）因此在使用干部上，就成了宗派主义。
只信任洪涛同志，因为洪涛同志吹我，捧我，而我亦同意他吹我捧我，目的要使自己工作顺利，并有名望。
因此只信任洪涛同志系统下的干部，因为想依赖他系统下进行工作，造成力量，所以便不能站在矛盾之上处理陕甘与陕北的矛盾，而只偏信他一边，因此便不能接近刘、高。
待至二十五军来了，又想依二十五军，在这里路线的矛盾斗争是有关系，但宗派主义亦是一个大原因。
（四）过火思想斗争方式。
我在上海是被人过火斗争过的（自然我那时亦有毛病），以后到北方在中代指导下斗争，对别同志也是过火的。
那时认为思想斗争是推动工作的顶好方法，同时亦隐约感到开展斗争对于自己的威信亦可提高。
到这里后，一方面根据中代指示，另一方面有确感到此地右派及右倾问题严重，所以开展了斗争，但是这里面亦包含着建立个人威望之因素。
斗争就越开展越过火，尤其是在碧孩儿（惠碧海）工作被撤，横山失败，二十五军来之后才紧张，这是造成肃反的直接原因。
至于开始时拉高打刘的企图是否有呢？这个倒是洪涛同志贡献我的，他说高比刘好些，叫我拉住高来解决陕甘边的右派问题。
（五）没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右派诬告刘、高张后，我开始确不赞成立即逮捕；但对季英独断专行，却没有当时制止。
一直等到发现捉错之后，又没有一个快刀斩乱麻的方法，立即释放他们。
当时虽为各种条件限制，但主要还怕戴、聂蛮干到自己身上，所以顾虑太多，治丝益棼，因此形成极严重的局面。
这种毫无魄力，不是简单的，而是没有为党牺牲的一种决心表现。
（六）没有反省，掩饰错误。
中央来到后，纠正肃反错误后，自己没有彻底反省过，开始只认识到自己没有魄力，没有及早纠正戴、聂蛮行，而从没有想到过这是自己的领导路线问题，及思想意识问题。
对于写的肃反信，一向认为在方针是正确的，仅感到第三部分对刘、高估计有毛病。
洪涛原是同意写的，并认为很好，亦未叫我不发。后来他见别同志说这封信有问题，便叫我否认发过这个文件。
我当时又听到前方并未收到此文件，所以去年肃反委员会叫我写报告时，我说这封信未发过。
现在调查起来是发过去四、五份的，大概每个特委发了一份，省委亦留两份，前方也发了。
那时正是中央已到，各方在变动中，他们没有收到或收到后未看，这一点是我同党隐蔽过的，是表示对党不忠实的地方。
这些都表现出我思想意识之不纯，有浓厚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便爆发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造成这样大的罪恶，这是我这些天所反省到的。
但是有一点，我是自信的，即我并没有故意陷害人的心理。
今天大家同志对我的批评、愤恨是应当的。我在开始发现刘、高等是冤屈的时候，我即预感到将来释放他们之后，定会大受辱骂的。
但我仍是抱着不诬害人的心，宁愿他们出来之后骂我，而我绝不昧良心做事。
我这个志愿在七年前，叫洪涛同志去前方时叮嘱过的。
也许正是因为我尚有这一点起码的党性，所以我将案子慢慢弄清楚，制止了后方不许杀任何一个人。虽是那时危机极大，但中央终能够赶得及救这一批无辜的同志们！
我坚决相信，你们一定能将这个罪案弄清楚。
我的错误虽严重，但只要我认识到的感觉到的，我是有决心改正的。我决心尽我下半生的一切力量为党工作，来赎回这次对革命极大的损失。能赎回多少，算多少吧。
来源：西北局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