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那么多网络小说，这几位作家是公认的好文笔，你还有补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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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一、机遇与挑战：新世纪小说电影改编的未来展望

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新世纪小说电影化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起点，全面分析新世纪小说电影化的现状以及未来的现实价值，同时对新世纪小说电影化的理论探索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新世纪小说电影化的现状及未来研究，必须充分认识到新世纪小说电影化中作家身份的重要性，从导演视角以及主创视角分析新时代电影改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思考新世纪语境下作家身份转换。

从导演视角来看，作家创作应该具有一种电影改编意识，即重视人物的对话，而情节和行动用电影图像展示更具优势。

但是大部分作家的创作都出于文学的追求，不是为电影改编量身定制的剧本，而那些专门出于电影改编的“定制式写作”往往以失败告终。

莫言在《红高粱》电影改编大获成功之后，应导演张艺谋要求再次以电影改编为目的创作了小说《白棉花》，但是最终并未得到张艺谋的认可。

在此过程中张艺谋一直劝谏莫言不要考虑电影，只要出于文学目的创作即可，但是结果并不如人意。

最后虽然被台湾导演李幼乔改编成电影《白棉花》，且邀请了当红影星苏有朋和宁静主演，但是反响平平。

莫言的《红树林》也是一次剧本创作的实验，最后被改编成电视剧，同样没有引起社会反响。

新世纪小说创作出现了电影化写作倾向，但是不能简单地说小说创作已经走向了电影化。

坚持小说电影化写作意识的作家并不多，如同严歌苓《芳华》般的创作并不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严歌苓的《芳华》是在导演冯小刚动议下的创作，且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都取得了成功。

集作家、编剧、导演于一身的徐浩峰，他的新武侠小说文本也可以视为电影化写作的范本，写作的同时就考虑到电影改编问题。

大部分作家们还要考虑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问题，但是新世纪小说电影化写作无疑是小说与电影的一次相互促进、合作共赢。

小说文体变革是新世纪小说电影化未来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具体表现方式为：影像文化与电影化写作，消费时代与类型化写作，以及市场效应与名家写作。

也就是说，在新世纪小说电影化的未来发展过程中，新世纪小说电影化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同电影市场直接相关。

由此可见，在新世纪小说电影化的未来发展过程中，电影化想象引发小说文体变革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同样也存在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的问题。

深入探索新世纪小说电影改编的发展策略，为弥补新世纪小说电影化现状中存在的不足，我们提出四点具体措施，致力于促进新世纪小说电影化未来更好的发展。

包括构建新世纪小说与电影的交互式生产模式，提升新世纪小说电影改编的整体水平，建设专业平台，建立健全机制以及建构和谐的消费文化语境。

加快新世纪小说电影化未来的发展进程，以更好的姿态面对各种机遇与挑战，进而取得社会价值、商业价值、艺术价值三者之间的平衡。

二、作家、编剧和导演的身份“共享”与跨界融合

在分析新世纪小说电影改编的现状及未来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过程中，必须明确作家的主体地位。

新世纪小说的电影改编发展至今，在新世纪的时代语境下，作家身份也会因语境变化进而发生转换。

在新世纪的时代语境下，作家不再局限于写好小说、吸引更多读者，而是要考虑到社会影响、商业影响等诸多因素。

在新世纪小说电影改编的时代背景下，作家对于自身定位的选择至关重要，这直接决定了日后身份转换的方向问题。

陈犀禾在《电影改编理论问题》中曾说过：小说作家和电影，这始终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

可以说，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把小说变成剧本，另一方面是小说和电影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我们借鉴这一理论观点，并以此为依据从导演视角和主创视角出发，分析新世纪语境如何促发作家身份进行转换。

三、主创视角：作家与编剧在身份与职业上的融通

新世纪历史语境下作家身份的转换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新世纪的时代语境促发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自觉明确导演身份，实现作家到电影主创的身份转换，从作家创作到电影改编的自觉。

陆柱国在《再创作》一书中关于电影改编问题集中指出：“小说作家是针对新世纪小说改编再创作的灵魂，在再创作过程中起到引领性的作用”。

在小说与电影频繁互动的今天，许多作家的著作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然而这些作家在面对小说和电影两个领域时，又有其各自的选择：

一部分作家积极争取参与到电影改编和主体创作中去，实现由作家身份向电影主创身份的转变；

另一部分作家试图平衡作家和导演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原则地参与到电影改编创作中，并且实现小说与电影的双赢。

“作家”和“电影主创”本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然而小说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作家王朔以迎合电影文化的姿态横空出世，他参与的电影主体创作以及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将近20部，可以说他是当代作家作品中被改编次数最多的。

他对电影的参与不仅仅局限在自己小说改编成电影，还直接参与到电影的主创工作中。

早在1988年，王朔就同刘毅然、吴滨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其后更名为“海马影视创作室”，成员包括了王朔、刘毅然、吴滨、魏人、苏雷、马未都、葛小刚、莫言、朱晓平、刘恒、刘震云、海岩、苏童、史铁生等人。

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文坛重要的青年作家，先后推出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在1993年，王朔又加盟冯小刚等人创办的电影公司，担任艺术总监一职。

新世纪以来，王朔先后参与了电影《看上去很美》《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玩的就是心跳》等多部电影的改编和电影主体创作当中。

王朔主动向电影靠拢的态度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绝无仅有的，他毫不避讳自己对电影拥有极大的兴趣，宣称自己以后的作品主要是为了电影改编而创作，甚至承认自己看中的是电影未来的发展，并且自己这种身份的转换是出于对利益和自身经济情况的考虑。

此后，王朔在小说和电影之间炉火纯青的成功尝试，直接影响到很多小说作家的固有观念。

他们也开始竭力拉近自己小说与电影之间的距离，致使很多小说作家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接触到电影创作中。

刘恒、苏童、池莉、北村、赵本夫、严歌苓等知名作家的小说作品也被纷纷搬上荧幕，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小说从个人化阅读方式转变到电影的集体化欣赏方式，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这种新的形式使得很多作家一夜爆红，爆红的直接后果是在经济上给作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快感和高收益。

作家在尝到电影改编带来的快感和高收益后，更加急切地加入到电影主创的行列中来。

我们重点阐述新世纪以来主动与电影“联姻”的三位代表作家：刘恒、严歌苓、李樯。

这三位作家都是当代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因小说作品成名以后的他们都主动加入到电影的主创队伍中，成为兼具“小说作家”与“电影主创”双重身份的代表。

作家刘恒早期的很多小说作品被著名导演改编成电影，之后，作家刘恒逐渐走上电影主创的道路，帮助导演对其他作家的小说作品进行电影改编。

2006年，作家刘恒将张克辉的小说《寻找》改编为电影《云水谣》，并获得第十二届华表奖优秀编剧奖；

2007年，刘恒参与创作杨金远的小说《官司》，将其改编成《集结号》，并入围第二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2011年，刘恒与严歌苓一同担任张艺谋导演《金陵十三钗》的电影编剧。

成功实现由作家到电影主创身份的转换，使得作家刘恒名利双收。

除此之外，严歌苓作为享誉中外文坛的华人作家，她还有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号：好莱坞专业编剧。

2008年，她担任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的编剧；

2017年，担任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的编剧；

2019年，担任李少红导演的电影《妈阁是座城》的编剧等等。

此外，得益于小说作品的电影改编，成功从小说作家向电影主创转型的另一位作家是李樯。

2005年，李樯担任顾长卫导演《孔雀》的编剧；

2007年继电影《孔雀》之后再度与顾长卫导演合作，担任《立春》的编剧，并提名第十八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编剧；

2011年，担任赵薇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编剧，并获得第五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由三位极具代表性作家担任主创的电影不计其数，在此不一一列举。

从作家身份转换到电影主创是有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电影主创的酬劳远远高于小说作品。

据相关调查，作家一万字的电影剧本，酬劳是五万元到二十万元不等，相比之下，一线著名电影主创的酬劳是原来的十倍甚至几十倍。

相较而言，小说作品的酬劳普遍只有每千字五十到一百元不等，小说的稿费主要与杂志的级别和经济状况有关不一而足，而且写作状态十几年如一日，写作热情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因此在电影改编的利益引导下，促使一部分小说作家希望将作品实现在电影场景的叙事过程中，直截了当地袒露写作时的情绪，侧重突出表现故事中人物角色的台词。

这么看来，有能力且乐意投身到电影改编艺术中的作家转型成为电影主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当然，这种身份的转换对于提高电影的艺术水平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对于作家来说，也是收获名利的最佳之选。

因此，与大多数人看见的作家成功转型成为电影主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还是有很多当代作家表示电影主创的身份只是其谋生的手段，他们最终还是愿意以作家的身份回归。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