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苏联红军为何五次出兵新疆,战绩如何

解放前,苏联红军为何五次出兵新疆,战绩如何

从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余年中,苏联红军多次大规模地开进新疆作战驻防,对新疆政局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本文根据现在的所能看到的有关资料,就这一问题作一简略叙述和初步探讨,权作引玉之砖,以求此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近代苏联因各种原因多次出兵新疆或在新疆驻军。如果按时间划分,这些出兵活动大致可以分为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

(一)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苏联出兵新疆

在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1921年苏联红军曾两次进入新疆作战,先是进入塔城,后是进入阿勒泰(时称阿山)。

这两次作战不但时间上相连,而且作战对象都是以巴奇赤为首的沙俄白卫军。

在反对苏维埃政权斗争中失败的沙俄白卫军,在苏联境内无法立足,便纷纷逃往中国新疆境内,其中主要又集中在靠近苏联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总数近4万人。

在这些人中,保持一定组织、并具有一定战斗力的白卫军官兵近2万人。

这些残兵败将逃入新疆后,要吃要住,给新疆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他们不但拒不执行国际公法向中国新疆当局驻军交出武器,而且在新疆境内滋事抢劫,既严重地危害新疆社会的稳定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特别是逃驻塔城的以巴奇赤为首的白卫军,人数多达11000余人,其中还包括1200余名军官。

这些人带有战马9000余匹和大批枪支、弹药,其中还有机枪和大炮等重型武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当时塔城的中国驻军仅有2000余人,而且装备落后,战斗力远远低于巴奇赤白卫军,无力制止白卫军的非法活动。

巴奇赤所率白卫军驻扎塔城以南的露营一带,凭借武力,自成体系,以此为据点与苏维埃政权继续对抗,多次派人返回苏联境内,攻击苏联红军。

巴奇赤还以露营为据点,派人四处联络新疆境内外的白卫军残余势力,“屡欲暴动”,妄图占据塔城全境及新疆其他地区,把新疆变成他们与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红军作战的根据地。

新疆督军杨增新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发生的事件,一开始抱定“中立”的态度,但是,以后形势的发展出乎杨增新的意料。

特别是以巴奇赤为首的大批沙俄白卫军逃入塔城后的胡作非为,迫使杨增新改变了上述的“中立”立场。

在新疆由于兵力不足而无法解除白卫军威胁的情况下,杨增新决定联合苏联红军,共同消灭对新疆安全稳定威胁最大的巴奇赤白卫军。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红军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想尽快消灭逃入新疆境内的白卫军。

1920年5月17日,苏联七河省红军代表拉兹多布列耶夫照会新疆当局,要求派兵进入新疆,围剿塔城地区的白卫军,“并保证军事行动结束后全部撤回本国”。

在这种情况下,杨增新在给塔城道尹张健的电报中说:“俄败兵无恶不作,天乃假手新党以毙之。我国只可顺天,不必逆天”。

苏、新代表在塔城经过协商,于1921年5月底达成口头协议,决定苏联红军进入新疆塔城担任主攻,新疆驻军配合作战,共同消灭逃往塔城的以巴奇赤为首的白卫军。

1921年5月24日,苏联红军马、步、炮各军2000人,首先从中苏边境的苇塘子进入塔城,俘获沙俄白卫军“九百五十余人,机枪一架,炸弹四百余枚,快枪百余杆”。

苏联红军把俘获的这批白卫军全部经苇塘子押解出新疆。在押送途中,红军遭白卫军袭击。红军用炮轰击,击败袭击的白卫军。

苏联红军除留马队200余名在塔城协助新疆当局维持秩序外,主力分二路进攻巴奇赤白卫军的驻地露营。

激战后,白卫军弃营南逃,过额敏河驻扎。红军随即也渡过额敏河,向白卫军发动猛攻。白卫军不敌,继续向南败退。

与此同时,杨增新为了防止战败的白卫军向新疆内地流窜,危及乌鲁木齐及其他地区的安全,派军队在乌苏、沙湾、玛纳斯一带布防,堵截从塔城南逃的白卫军。

当得知被苏联红军击败的白卫军已南逃至高家墩一带后,立即调集军队集中沙湾,随时堵截,以保证新疆其他地区的安定。

巴奇赤所率败逃的白卫军七八千人,在后有苏联红军追击,前有新疆军队堵截的情况下,便转向东北方向逃窜。

1921年6月4日,白卫军大队至和什托洛盖,对该处大肆抢劫后向东继续逃窜。

这时,进入塔城作战的苏联红军已撤回国内,而从斋桑进入新疆堵截白卫军的苏联红军马步600余人接战失利后也退回国内。

东窜的巴奇赤白卫军在突破苏联红军的堵截后进入阿勒泰境内,使阿勒泰地区的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阿勒泰地处新疆最北部,与苏联接壤,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

十月革命后,不断有俄国难民和白卫军败兵逃到这里,杨增新在“中立”立场的指导下,都先后把他们妥为安置或遣送回国。

1919年阿勒泰划归新疆省管辖以后,新疆在当地只有数营驻军。且装备落后,无力阻止以巴奇赤为首的大批白卫军的进入。

6月13日,巴奇赤所率白卫军近万人(沿途又收容了少数败兵,人数比前略有增加)用沿途所拔取的电杆扎成木筏,抢渡额尔齐斯河。

新疆驻河防守马队一营、炮队一连不敌,被白卫军裹胁而去。白卫军大队随即逼近承化寺(今阿勒泰市),阿山道尹周务学见无力抵御,开枪自杀。

白卫军占据承化寺后,又分兵攻占布伦托海和布尔津两地,阿勒泰大部分地区为白卫军所控制。

以巴奇赤为首的白卫军在阿勒泰大肆抢劫新疆农牧民的粮食、牲畜、财物、给各族农牧民造成巨大财产损失。

不仅如此,白卫军还征调战马、整顿军队,准备进攻新疆其他地区。

更为严重的是,“巴奇赤入据承化寺和布尔津后,鼓动当地蒙哈王公宣布独立,并派人去外蒙与谢米诺夫匪帮联络,企图久占阿山,进攻斋桑”。

巴奇赤一伙的阴谋如果得逞,新疆政局的发展将不堪设想。

面对空前严重的局势,杨增新决定再次联络苏联红军,借助苏联红军的力量共同消灭或驱逐阿勒泰地区的白卫军。

为此,杨增新撤换了对此事采取消极态度的鲁效祖的代理阿山道尹的职务,催促塔城道尹张健速与苏联红军代表谈判。

同时,杨增新也了解到,“俄新党欲除旧党之患,心甚迫切”,苏维埃政权也担心在新疆境内的白卫军会卷土重来。

因此,经过谈判,新疆当局代表和苏联红军代表很快达成协议:

规定苏联红军出兵新疆,“将白党收服扑灭后,红军立即退出中境”,新疆当局为入境作战的苏联红军“免费”提供所需粮食,而苏联则同样“免费”向新疆军队提供部分弹药。

同时,杨增新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特意指示新疆代表在协议中规定苏联红军作战范围仅为阿勒泰一地,以为“限制”。

1921年8月28日,苏联红军马、步、炮各军“四千八百余人”,在诺姿克雪落夫率领下由苏联斋桑出发,分两路进入阿勒泰。

苏联红军在新疆驻军连长马玉良等人带领下,于9月1日抵布尔津,与巴奇赤白卫军多次交战,歼俘敌400余人,夺取布尔津。

苏联红军稍作休息后,向承化寺的白卫军发动进攻。9月6日,苏联红军经大半天激战“杀匪无数”,仅俘虏白卫军即近2000名,夺取承化寺。

巴奇赤白卫军除被歼和被俘的以外,余众约4000余人在新疆境内无法立足,经乌伦古河、青格里河、布尔根河“向科布多逃窜,阿山全境遂一律肃清”。

苏联红军完成作战任务后,遵照协议撤回国内。

(二)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苏联出兵新疆

在1933~1943年盛世才统治新疆的10余年里,苏联红军多次出兵新疆作战,并长期在新疆留驻,对新疆政局的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杀后,原民政厅长金树仁上台。金树仁的倒行逆施和腐败统治很快激起新疆各族群众的反对。

1933年4月12日,迪化驻军发动政变,金树仁仓惶外逃。原在金树仁手下担任军事指挥的盛世才趁机上台执政。

上台后的盛世才面临许多困难,特别是各敌对势力严重地威胁着他的统治。

在这些反对势力中,尤以马仲英和张培元二股势力最大。

1933年上半年时,甘肃军阀马仲英率部进入新疆后,接连战胜省军,占领了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焉耆、阿勒泰等地;

伊犁屯垦使兼新编八师师长张培元占据伊犁后,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做进攻盛世才省军的准备。

二者加起来总兵力近2万人,而当时盛世才总兵力“不过六千人左右”,且成分复杂,军心不稳,其统治地区仅东到奇台、西到塔城一线。

10月,马仲英率军从吐鲁番出发,在达坂城大败盛世才军队。

1934年1月,马仲英部队包围了乌鲁木齐,盛世才率守军不到5000人,在粮食、弹药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苦守。

与此同时,张培元在乌苏截留了盛世才从苏联购买的军火后,也公开起兵,从伊犁出发进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的统治地位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连盛世才本人也认为如果没有外界支援,自己是无法支持局面的,并做了“放弃迪化,带领部队去塔城,经苏联返回内地去”的准备。

盛世才为挽救自己的统治,于1933年10月曾派陈德立、姚雄赴苏联请求军事援助。

11月,张培元起兵后,形势更为严重,盛世才再次请求苏联支持,苏联政府全面权衡了利弊后,决定派红军进入新疆支援盛世才。

1933年12月,苏联红军首先从霍尔果斯直入伊犁,攻占张培元的大本营,逮捕伊犁各级官员。包尔汉对此说:

“红军在张培元倾巢东出后就换穿中国军服长驱直入。……进入伊犁的这一支红军自称‘塔尔巴哈台军’,也就是说他们是盛政府所属的来自塔城的归化军。”

“但是当地的居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那里开来的”。

在乌苏前线的张培元闻讯,急率部回救,遭盛世才部追击。

张培元在“前有苏俄红军,后有省军追击”的情况下,“见大势已去,拔枪自戕”。

苏联红军见张培元失败,旋撤退回国。张培元部下杨正中率残部于1934年1月10日前后退回伊犁,妄图仍据伊犁与盛世才对抗。苏联红军复又入境,击败杨正中。

杨正中率少数人越天山逃往焉耆,被马仲英部缴械。张培元势力彻底瓦解。

二排右八为张培元

1934年初,盛世才军开入伊犁,苏联红军全部撤回国内。

1934年1月中旬,另一路苏联红军经苇塘子(即巴克图卡)进入塔城。

2月初,此路苏联红军到达乌鲁木齐以西的头屯河,遭马仲英部队的顽强阻击。双方各投入兵力数千人,盛世才的部队也配合作战。

这是苏联红军入新作战中遇到的最大一次武装抵抗。

马仲英调集4个多团的兵力,在马虎山指挥下,凭借头屯河河床有利地形,一再挫败苏联红军发动的进攻,坚守头屯河阵地20多天。

后来,苏联红军增加兵力,并调集飞机、大炮、装甲车“经过了三天的集中轰炸与炮击”,用步兵和骑兵联合进攻,才最后击败马仲英的阻击部队。

在与苏联红军的战斗中,马仲英部队也损失严重,围攻乌鲁木齐的部队又遭苏联飞机轰炸。马仲英自知不敌,遂解乌鲁木齐之围而往南疆撤退。

2月下旬,苏联红军与盛世才的省军共约8000人向南疆进军,追歼马仲英余部。

3月6日,联军在苏联飞机大炮配合下,攻占马仲英部守卫的达坂城,打开了进军南疆的门户。联军继续进攻,连克吐鲁番、托克逊、鄯善等地。

马仲英余众在苏联飞机不断轰炸下,斗志丧失大半,无力阻止联军的推进,只得经焉耆、库车一路向西败逃。于3月28日抵达喀什。

联军在阿克苏稍作休整后,于4月上旬向喀什的马仲英余众发动进攻。

这时,苏联又派两团红军从南疆的伊尔克什塘入新疆参战,马仲英余众在巴楚抵抗后失败。

后经多方周旋,迫于形势,马仲英于7月中旬去苏,余众由马虎山带领进驻和田,服从盛世才为首的新疆省政府领导。

盛世才在苏联红军支持下,打败张培元、马仲英两股主要敌对势力后,统治地位日趋巩固。

苏联红军也大部撤出新疆(进入南疆作战的苏联红军约二个团在击败马仲英后仍留驻靠近苏联的乌恰)。

但是,到1937年4月,驻和田的马仲英余众在马虎山率领下,与南疆麻木提等其他反盛世才统治的势力联合起来,攻占了喀什、莎车、乌什等一些城池。

很快推进到库车、库尔勒一带,在南疆再次掀起了反对盛世才的战争。

盛世才调集省军数千人前往镇压,经多次战斗,因兵力不足,一直到7月也没取得大的进展。于是,盛世才再次请求苏联出兵入新帮自己作战。

1937年9月上旬,苏联红军一个团由康斯坦丁诺夫等指挥,在数十架飞机及坦克的配合下从乌恰的吐鲁嘎特山口进入新疆,与原驻乌恰的苏联红军汇合后,分兵两路:

一路进攻巴楚,一路进攻喀什,把马虎山的部队拦腰截断。

马虎山所部在苏联红军打击下,损失惨重,节节败退,沿途又连遭苏联飞机轰炸,溃不成军。

马虎山在和田发行的钞票

苏联红军连克喀什、莎车、和田。这时,盛世才的省军也配合作战,在库尔勒、库车打败马虎山部队。

到10月上旬,苏联红军和盛世才省军在南疆全部肃清马虎山的部队,马虎山本人逃亡印度。至此,马仲英的36师全部被消灭。

战斗结束后,苏联红军大部分撤回国内,少部分改编后仍留驻南疆个别地区,一直到1942年才全部撤回国内。

在消灭马虎山等人后,苏联和盛世才在国际局势变化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进入新疆,决定苏联派红军进驻新疆哈密,保卫新疆东大门的安全。

苏联派人秘密赴哈密,寻找驻军地址,在新疆当局配合下,修建营房,为苏联红军的到来作准备。

1938年春,苏联红军由伊犁霍尔果斯秘密进入新疆,昼伏夜行,经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进驻哈密。

这部分苏联红军对外使用“新疆省军归化第八团”的番号,时又称“红八团”。

“该团团长为少将衔,下辖步兵680余人,骑兵700余人,摩托兵500余人,炮兵560余人,坦克兵400余人,辎重兵125人,飞行员100余人,以及工兵、通信兵等后勤分队,总兵员超过3000人”。

该团除装备一般的步枪、机枪、马刀外,还配备有各式火炮数百门,“大小坦克五六十辆,各式作战飞机近百架”其兵力或作战能力相当于一个高度机械化旅。

“红八团”“凭借其快速机动能力,控制了东至星星峡、北至镇西(巴里坤)、南至罗布淖尔的战略要地”。

1943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盛世才与苏联友好关系的破裂,驻扎哈密的苏联红军从8月开始撤回国内。

后经几番周折,到10月底,“红八团”全部撤离哈密回国。

至此,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在新疆境内驻扎的苏联红军全部撤出新疆回国(在这之前,驻南疆的苏联红军也先后从新疆撤出回国)。

(三)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苏联出兵新疆

1944年8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免除盛世才在新疆的各种职务,调南京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这标志着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的结束,新疆直接处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

当年11月,新疆伊犁地区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这场武装斗争迅速从伊犁蔓延扩大到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影响波及全疆。

在建国以后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当谈到苏联与这段斗争历史的关系时,一般只说政治、经济的支援,至于苏联红军参战一事,则都避而不谈。

那么,在这场武装斗争中,苏联的支援是否仅限于“政治、经济、精神、物质”方面而没有军事方面,或者说苏联红军并没有直接参战呢?

仅据现在能够看到的资料,做出肯定的回答还为时尚早。

1947年陈力在乌鲁木齐做了大量调查后写成的《伊宁事变纪略》一书,向我们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他在记述1944年11月伊犁市武装群众进攻当地国民党驻军时说:

“8日晨,枪声更密,有着哈萨克共和国服装之士兵,乘六根棍十余两,上载机枪手榴弹步枪,自霍尔果斯抵达伊宁城司令部北之桥头,架列机枪,阻止行人,以断外县国军来援”。

这里的“着哈萨克共和国服装之士兵”,显然是指苏联红军。

他在记述1944年底至1945年初伊犁武装斗争军民进攻国民党军队据守的艾林巴克飞机场时说:

“后忽有现代装备之正规军一团(约500人)参加,有轻重机关枪,有野战炮,有迫击炮,官兵多系哈萨克与柯尔克孜人”。

这里“现代装备之正规军一团”,明显指的也是苏联红军。

因为当时伊犁群众武装斗争刚开始,参加的多为刚拿起武器的群众和游击队,既不可能有“正规军”,更不可能有迫击炮,野战炮等重型武器。

他在记述1945年1月伊犁武装民众在伊宁市东击败国民党援军谢义锋部时说:

“那知我援军正准备进攻解救被围的军民时,忽然横出了堂堂之阵、正正之旅,兜头拦住进路”。

这里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旅”,虽没有明指是苏联红军,但决不是当时伊犁武装斗争的一般民众或游击队。

宋希濂在<鹰犬将军》一书中也向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他在记述三区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在精河、乌苏作战情况时说: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三区的军队继续向精河、乌苏进攻。自九月三日起,不明国籍的飞机轰炸乌苏、精河,伊方军队以重炮、燃烧弹等不分昼夜集中攻击。”

“精河守军约一个师兵力全部覆灭。乌苏守军随即受到威力强大的攻击,至九月五日,乌苏被陷,守军大部分被歼灭”。

这里所说的“不明国籍的飞机”和“威力强大的攻击”显然是有所指的。

就现在一般人所能看到,苏联红军多次进入新疆参加对国民党军队作战记述较明确具体的,是张大军《新疆风暴》一书。

此书1980年在台湾出版,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书中的许多政治观点是大陆学者所不能同意、甚至应该反对的。

作者张大军原是国民党军官,在新疆任职数年,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从南疆逃往台湾,其政治立场也非常明显。

但是,他在此书中引用的大量历史资料还是可参考的;特别是书中引用的大量原新疆档案及其他档案资料,在目前别无资料来源的情况下,更显得重要。

此书在记述伊宁武装斗争时,引用当时国民党驻伊宁指挥官曹日灵给新疆军政长官朱绍良的电报称:

“市区土匪全为归化人及塔塔尔族,以其领馆周围作根据,所获武器均系苏联制造者……名为剿匪。实为国际战争”。

建议“用外交方式作妥协性请其作友谊协助,但不许苏俄派遣军队”。

同时,书中所引国民党军驻伊宁团长姜宣铨在部下与进入伊宁苏军发生冲突后的电报中也称:“此并非土匪问题,而系苏联与我军正式冲突开始”。

这些国民党前线军官的电文都证明了苏联红军参战的事实。

此书在记述伊犁武装军民攻占国民党军据守的重要据点飞机场后,引用新疆国民党第29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于1945年2月5日给新疆省政府的电报称:

“伊宁守军及此次谢师颊围挺进,受敌炮击之烈,一日常以数千发计,此种武器,决非普通土匪可能具备。”

李铁军

“又敌匪兵员,除阿拉木图哈萨共和国训练成熟之军队可以交流外,另加以苏联所谓叛兵,其实力不可忽视。……”

“查匪中班长以上指挥官及其特种部队技术人员,均为苏联所派遣。敌我主力决战之地点,经屡次发现有苏联军队及极整齐精锐之骑兵参加。”

“此次谢师突围挺进至潘津墟子时,在山坡上眼见霍尔果斯伊宁马札道上,汽车日夜往来不绝,调动频繁。”

“其运输补给规模如此庞大,汽油消耗如此之多,亦非普通之土匪所能办到。……”

“敌我主力决战时,则以苏联精锐部队及重武器对我军作猛烈之突击,并用骑兵冲我侧背”。

同年3月8日,29集团军参谋长侯声根据从伊犁突围生还的士兵海维平,何虎二人的讲述而写的报告中也说:

“飞机场国民党军守卫的据点”被围后,匪每周猛攻两三次。……自一月五日以来,敌匪集中多数炮兵,每日发弹至四五千发。”

“……匪所据之伊犁平原交通便利,距某方(指苏联—引者注)边界至近,居于内线作战最有利态势。匪则源源增援,以逸待劳”。

这些都说明,苏联红军进入新疆参战一事不但是事实,国民党当局也是清楚的。

总之,由于缺乏直接的档案文字资料,特别缺乏原苏联这方面的档案资料,现在完全搞清苏联红军在三区革命中的军事活动虽然还不太可能。

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在三区革命过程中,苏联红军不但进入新疆直接参加了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而且对于三区革命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为什么苏联屡次出兵新疆呢?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处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包围之中,并道到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受他们控制、支配的一些国家当局的反对、破坏,甚至武装进攻。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保卫和巩固苏联国家和苏维埃政权的安全一直是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的头等大事。

为此,他们希望在世界上寻求更多的支持者或同盟者,特别是希望在自己国家的周围出现一些亲近自己的国家、政权或势力,以缓冲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自己的压力或威胁。

为达此目的,苏联不惜花费人力、物力,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实现。

近代苏联红军多次出兵新疆,特别是在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一再出兵新疆,帮助盛世才消灭政敌并在新疆长期驻军,以及“三区革命”时期出兵帮助三区军队进攻国民党军队,都是与苏联的上述总战略分不开的。

中国与苏联有2000余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在新疆。苏联的中亚地区不但地域辽阔,地上地下资源丰富,而且民族众多复杂。

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些民族,与新疆境内的一些民族不但语言、宗教、风俗等相同或相似。

有些原本就是一个民族,只是由于近代沙皇俄国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扩张才使他们分居在中苏两个国家,例如哈萨克族就是这样。

再加上苏联中亚地区与新疆地区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使苏联中亚地区各族群众与新疆各族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

新疆政局的稳定与否及新疆当局对苏联态度的好坏,不但直接影响着苏联中亚地区局势能否稳定,而且也关系到苏联国家的安全。

因此,苏联一直十分关心新疆政局的稳定和发展。近代苏联多次出兵新疆,不管是帮助杨增新消灭驱逐窜入新疆的沙俄白卫军,还是支持盛世才击败反对自己的各政敌;

不管是在哈密派驻军队阻止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维护盛世才的统治,还是出兵新疆三区进攻国民党军队、支持伊犁等地群众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都与苏联的上述目标有关。

另外,1911年~1949年近代新疆的特殊政治形势,也是造成苏联多次出兵新疆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且如果从外因和内因的关系来说还是一个主要原因。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不足和封建势力的强大,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没能在中国建成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大大小小封建军阀的割据使中国长期陷入混乱,不管是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府或是国民党建立的南京中央政府,都没能真正的统一全国。

在这期间,由于新疆远离内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为统治新疆的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人提供了割据一地、称霸一方的机会和条件。

他们在遇到威胁自己统治地位和利益、而从中央政府又得不到实际支持和援助的时候,便往往向苏联求援,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例如杨增新在苏联红军进入新疆消灭沙俄白卫军巴奇赤部时对部下说:

“得罪于巴匪,不过得罪于亡国之奴,尚可联络新党以图抵制。得罪于新党,即得罪于有势力之强国,其为祸不可胜言”。

在杨增新和盛世才时期苏联多次出兵新疆,一般是事先征得新疆当局同意,并订有口头或书面协议的,但是,这些口头或书面协议大多又是背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进行的。

对这一点,盛世才时期表现的最为明显。

例如1933年底至1944年初苏联红军出兵消灭伊犁张培元部后,盛世才在给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报告中却说:伊犁张培元部“内部忽起纠纷,相率反正”,张培元“被仇众击毙”。

隐瞒了因苏联红军进入伊犁而造成张培元失败自杀的真正原因。

又例如:1934年3月苏联红军与盛世才省军击败马仲英部,连续攻占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等地,盛世才在给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中说:

“马匪自省城溃退,我军即跟踪追剿,六日晨占达坂城,八日遂将托克逊、吐、部完全克复,毙匪甚多”,只字不提苏联红军参战一事。

再如:1934年7月苏联红军与盛世才省军在南疆消灭马仲英部主力后,盛世才在给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中说:

“省军自克复喀什,残匪即溃退和阗,现已全部缴械投诚,均经遣散,南疆戡定,新省军事已告一段落”。同样不提苏联红军出兵新疆参战一事。

不仅如此,盛世才也不许新疆官员民众谈论此事。

一次博乐县长如实向盛世才报告苏联红军过境参战一事,盛世才不但不表彰,反而斥责该县长说:

“该县过境之骑兵,是阿山归化军,非俄兵也。该县长不悉底,谎报军情,应严予申斥”。

如上所述,为掩人耳目,盛世才不但把进入新疆作战的苏联红军对外叫“塔尔巴哈台军”和“阿尔泰军”,而且全部换穿盛世才省军的服装;

甚至还弄一名十月革命时逃往新疆的原沙皇白卫军军官“别克迭也夫担任空头的总指挥”。

至于在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苏联红军进入新疆参战一事,发生在盛世才统治刚结束,国民党政府统治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对内对外极端保密,当然更不会通告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

近代苏联红军多次进入新疆作战驻防对新疆政局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后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杨增新时期,苏联红军两次进入新疆境内作战,迅速消灭驱逐窜入新疆的沙皇白卫军,免使新疆遭受更大的破坏,对稳定新疆政局起了重要作用。

杨增新在事后给当时北京政府的报告中说:“俄新党之兵则由斋桑一路进攻,我军则分布各路,面面包围,阿山全境遂即一律肃清”。

肯定了苏联红军在消灭巴奇赤白卫军中的重要作用。

后来包尔汉在《新疆五十年》中对此也说:“白俄窜新事件,是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地方上的最后一次战乱。1921年阿山平静后,新疆便转入比较长时期的安定阶段了”。

盛世才时期,苏联红军多次进入新疆作战驻防,不但使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转危为安,逐渐得以巩固。

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势力无法进入新疆,使新疆有十年左右时间在政治上处于半自治的状态,为盛世才在新疆大权独揽,另搞一套创造了条件。

包尔汉对此后来说:“如果没有红军来援,盛政权在张、马的联合进攻下是支持不住的。……盛世才……,由于苏联的支援,巩固了他的政权”。

至于苏联红军进入新疆对国民党军队多次作战对新疆政局所发生的影响,与上述比较起来则更加复杂,也更加深远。

苏联从各方面对伊犁人民武装斗争的支援和援助,特别是从军事上的直接支持和参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从一方面来说,牵制了新疆境内近10万名国民党军队无法入关作战,对支援和配合当时中国内地的解放战争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前期某些人也给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的损失,给祖国的统一事业带来一定的危害。

在中后期,虽然领导人努力纠正了前期的错误,但由于苏联对新疆事务的干预和插手,却迫使国民党政府承担了允许原属中国的外蒙古实行独立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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