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是日本人，为什么他遇刺后，墓碑上赫然刻着中国汉字？

2022年7月8日，随着几声枪响在日本奈良市街头响起，曾两度拜相，累计执掌日本近8年的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他第三度担任日本首相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当年9月27日，这位日本二战后任期最长首相的葬礼在东京隆重举行。不过有趣的是，很多中国网友发现，安倍的墓碑上赫然刻着“安倍家之墓”几个汉字。一个日本人，还是日本首相，墓碑上为何要刻汉字呢？

他山之石

其实人们在安倍的墓碑上刻汉字并非是故意为之，事实上这在日本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在日本人们经常使用汉字，特别是在书面用语中。

根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报纸中用汉字指代的词汇达到44.3%，在90种常见杂志中，汉语词汇占到47.5%。在现代日语中，汉语的使用量达到45%，甚至比日本本土的“大和语”词汇更多。

这种现象其实非常好理解，毕竟在古代中华文明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对周边的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严格意义上，当今日语的文字体系就是依托于汉字演变而来的。

即使是日本再激进的语言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古日语是只有读音没有文字的语言。根据史料记载，大约在公元一世纪，汉字随着与中国和朝鲜的交流传入日本。公元284年，朝鲜百济学者王仁将《论语》和《千字文》等汉学典籍传至日本，日本人开始系统性学习汉语。

口语和文字都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文明发展存在一定滞后性，日本始终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此时汉字成为了日本上下最好的选择。

从公元7世纪起，日本政府开始用汉字记录日语，编纂史料和政府公文也都用汉字汉语，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才有所改变。

其实日语的假名系统很早就出现了，只是存在一定缺陷，也是靠汉字改进的。8世纪晚期，日本僧人以汉字的偏旁部首记录经文中汉字的读音，进而发展出片假名。同时，在宫中任事的宫女将草书汉字标音，创造了平假名。

尽管假名系统在九世纪趋于完善，但依旧使用于平民和社会底层，并没有改变汉语、汉字在日本社会中的主流地位。

2019年9月，日本历史学者在新泻县发现了关于“川中岛合战”的书信。该书信由“越后之龙”上杉谦信所写，信上汉字俊逸灵动。再度证实直到15-17世纪的日本战国时期，如大名、武士等社会中上阶层依然广泛地保持着用汉字通信、颁发指令的传统。

对于日本人来说，汉语汉字这块“他山之石”，确实起到了“攻玉”的作用，极大促进日本文明的发展。但为什么日本人后来逐渐淡化了汉字而更多地使用假名呢？

几经沉浮

1853年的黑船开埠事件和在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不仅是日本近现代史的标志性事件，同样也是日本汉字命运的转折性事件。此后，汉字在日本的地位逐渐尴尬，甚至受到日本政府的打压与排挤。

这其实并不难想通，汉字在日本的衰落，不仅与其自身特点有关，更有中华文明强弱、世界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一，中华文明对日本民众的吸引力开始减弱。

因为中华帝国的强大，日本人对汉字汉语趋之若鹜。但当帝国倾颓，其代表也自然收到冷遇。

当时以清政府代表的中华文明在工业革命后逐渐衰落。作为其典型代表，汉字在素来有“事大”传统的日本自然不受待见。

特别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耻辱性地惨败于日本。这令长期尊崇中华文化的日本人产生了强大的心理落差。自此，日本社会对中国人、中华文化及汉字更加鄙视，认为是落后的事物，需要适时淘汰。

其二，古代汉字书写系统过于繁琐，不适合近现代潮流。

客观地讲，未经简化的汉字笔画较多，书写较为吃力，不利于全民性快速推广。这也是汉字在日本社会底层普及较少的重要原因。

在明治时期，如矢田部良吉、外山正一、井上哲次郎等学者都认为，相较于西方的拉丁文字，汉语汉字在学习上费时费力，会挤占大量原本用于专研学术的时间，不利于国家追赶欧美等国的战略。

其三，民族主义思潮的需要。

在接触大量欧美文化后，民族主义思潮在日本抬头。民众开始讨论并探求大和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的方法。推崇本土文化，排斥外来事物的保守主义开始流行。

而明治政府也恰恰利用这股思潮，利用法规和宣传工具不断强调大和文化的“独特性”，强化自身统治。汉字作为非本土产生的来外文字，进一步受到排挤。

就这样，当时日本社会不断有文化人士向明知政府建议废止汉字。如当时的政治家，日本近代邮政制度的创始人前岛密，就是日本近代汉字废止运动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

1900年，明治政府将小学阶段学习的汉字规定了1200个，变相规定了日后日语中的常用汉字的数量。遵照政府意愿，在社会的日语使用中，应主要以统一的假名为主。如遇到必须使用汉字的情况，应尽量使用《汉字表》中的汉字。

这一举动被史学界认定为是日本政府限制汉字，推动文字改革的第一个举措。

但由于历史因素，中华文明深度影响了日本本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语中很多词汇假名无法指代，不得不使用汉字直接指代。这导致汉语词在日语中有较大的比重。

汉语词和日语本土词汇如同DNA双螺旋结构一样，紧密交织，共同组成了日语，任一元素都无法轻易剥离。因此社会中汉字的“废止派”和“续用派”始终内斗不断，日本政府限制汉字的进程也几度反复。

二十世纪中期，废止汉字的声势最为鼎盛。在二战战败后，日本实际上由美国掌控。战后，美国政府曾致力于对日本进行的西式改造。废除汉字、推行拉丁化日语便是其文化领域的重点政策。

1946年3月美国教育使节团访问日本，发表《使节团报告书》敦促政府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式文字。这一报告得到当时驻日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的支持。

可即便有“亲爸爸”施压，鉴于汉字在日语中的地位，日本政府也不敢彻底废除，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遏制其使用。1946年，日本政府正式实施《当用汉字表》，将日语中常用汉字数量控制在1850个。自此，日语汉字进入“限量使用”时代。

可这情况与上文提到的调查数据明显不符。是什么原因让汉字在日本“屹立不倒”，反而愈发常用呢？

纠缠共生

1981年，《当用汉字表》制度被日本政府废止。当局已放弃在制度层面对汉字的限制与打压。为什么呢？因为汉字太重要，因为大和语不太行。但随着社会发展，“限量使用”汉字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兴词汇。因此这一政策在1981年被废止。

到二十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发展，大量新兴词汇爆发性出现。本就羸弱的假名体系逐渐承受不住，日本人被迫重新启用汉字。其实，汉字得以在日本社会“涅槃重生”，还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其一，汉字在日语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日语规范的表记方式是汉字与假名混合使用的形式，从宪法、政府文件、教科书、包括幼儿读物在内的各类书籍都离不开汉字。

2019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后来担任首相的菅义伟就举着由汉字书写的牌子，通过媒体向全体日本国民传达新年号“令和”。可见在日本社会中汉字依旧十分重要。

根据日本机构统计，目前日本人在生活中使用的汉字越来越多。在电脑、手机等现代工具上使用的JIS汉字已达到6300多个，是《常用汉字表》数量的三倍以上。

特别在历史传承领域，汉字有着不可替代性，尤其在人名和地名方面。

日本社会极为重视血缘和家族。企业、政治势力等资源父终子及，兄终弟及的情况都很常见。即便是经过了美国的“民主化”改造，但在门阀博弈依旧是日本政坛的主流。

当下日本很多“有头有脸”的家族，其祖上都是拥有封地或位阶的社会中上阶层。由于千年的历史传承，这种“大家族”都是有汉字名称的。

安倍家族在日本也算是显赫家族。经过数十代人的通婚，甚至身怀部分“天皇血统”。在日本战后的首相中，岸信介和佐藤荣作都是安倍家的血亲。身为名门望族，安倍晋三的墓碑上书写中文就不足为怪了，很多日本人墓碑都刻有汉字。

在地理方面，日本至今也遵循着用汉字表记日本地名和行政地名的原则。因为从古代成立的国郡地名、明治时期诞生的都道府县都是用汉字表记的。如果贸然废止，日本人恐怕连地图都用不明白。

其二，日语假名系统存在固有缺陷。

日语的音韵组织非常简单。其假名系统可以直接表达读音，让阅读更加方便，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分辨同音异义的字。

如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所做的《同音词的研究》报告中就列举了7803组同音词。除非用汉字加以区别，否则这些词在假名系统读音是相同的，在沟通时会产生巨大的不便。

这一点在同为黏着语的韩语中也同样十分严重。当下韩国人身份证的名字后面都会加上汉字后缀，同样是因为他们的文字只能表音。一旦两人名字读音巧合，凭韩文特性，韩国人根本分不出谁是谁，因此只能用汉字区分。

日本重新启用汉字，主要就是要解决诸多事物同音不同义的问题。

其三，汉字难以技术化处理的问题得到破解。

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同胞——王选院士与王永民先生。两人分别开创汉字的激光照排系统和电脑五笔输入法，解决了汉字大规模印刷和电脑输入的问题。得益于两位先生的贡献，日语汉字在信息化社会中应用最后的难题被解决。

其四，改开后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再度崛起并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这为日本亲华友华思潮提供生存土壤，汉字的处境也随之改善。

在现实、复杂的情况下，汉字开始再度在日本社会活跃。1995年，为提升民众对汉字的关注，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举办了第一次“今年的汉字”活动，通过征集民意，选出最能代表本年度特点的汉字。

该活动已成为现代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活动之一，足见当下日本人对汉字及中华文化的喜爱。

参考文献：

《日本汉字的近代演变、动因及启示》2010年第3期《外国问题研究》

《近现代日本汉字命运流变探究》2013年第5期《日本学刊》